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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日期:2019-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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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领带大王”走了,校园里的宪梓楼还在

  他曾讲,自己多年来受到过多次骚扰,“烧车的、写恐吓信、打恐吓电话的都有。”他自认敢做敢当,对于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并不害怕,只说“笑骂由人”。

2012年9月,香港。曾宪梓在家中,他经常在花园设宴联欢。图片来自视觉中国link="">2012年9月,香港。曾宪梓在家中,他经常在花园设宴联欢。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文|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实习生 张司钰 郑丹

  9月20日下午4时,香港金利来集团发布讣告称,其创始人曾宪梓因病在老家梅州逝世,享年85岁。

  曾宪梓逝世的消息传开后,有人在网上怀念起从前打拼的日子,“系过你的领带,穿过你的衬衣。”

  曾宪梓自创领带品牌“金利来”,逐步将一间小作坊发展成大型服装公司。当时,很多男性参加工作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攒钱买一条他的领带。那句“金利来,男人的世界”,成为几代人熟知的经典广告语。

  作为赫赫有名的领带大王,他没有忘记自己是穷苦人出身,自称在香港数十年来从不赌马,也没去过夜总会等娱乐场所。虽然住在别墅里,却经常吃的是廉价盒饭。

  积攒下来的大量财富,被他捐献给了祖国。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教育、体育、航天、文物保护等领域,曾宪梓累积捐款超过12亿港币,大批学子和专业人才受益。

  宪梓楼

  时过境迁,如今知道“金利来”的年轻人并不多,但仍有许多人以另外的方式和曾宪梓产生了联系。其中之一,就是分散在各大院校里的宪梓楼。

  提到在宪梓楼上课的经历,学生们纷纷留言接力:清华、上海交大、北师大、中国农业大学、河南大学、暨南大学……西部偏远地区的几名学生说,他们学校还设立有曾宪梓教育基金支持的资助项目;厦门大学的一名学生评论称,“资助了我大学四年的奖学金,老先生一路走好,我会努力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北师大的曾宪梓楼。图片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官方微博link="">北师大的曾宪梓楼。图片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官方微博

  1978年,曾宪梓回到家乡梅州,看到母校东山中学破败的样貌,他当即决定捐款30万港币新建一座教学楼。在当时,30万港币的大额捐赠几乎从来没有过。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专门接见了曾宪梓,并建议将教学楼命名为“宪梓教学楼”,以鼓励更多华侨为国家发展作贡献。

  之后,梅州这座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曾宪梓的印记。他为嘉应学院建造教学大楼,为学艺中学建造图书馆,为乐育中学修建办公楼,为宪梓中学修建了人行天桥……家乡修路、接自来水管、建老人院,他也都会出一份力。

  家乡之外,1992年,他专程来到北京,与教育部合作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首次捐款金额为1亿港币。

  2000年开始,基金会又将人才培养作为重点工作,先后资助北大、清华等35所内地高校家境贫困、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一万余名。

  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采访曾宪梓时曾问他:很多青年学生视留洋为奋斗目标,却很少会再想到祖国。如果您资助过的学生也这样,会觉得痛心吗?

  曾宪梓回答,“留学是好事,可以学到先进科学技术再为国效力。”他说,自己并不否定学生为了个人和家庭奋斗,但他觉得,个人生活过得去之后,就到了回报祖国的时候,“不懂这一点就会变坏。”

2012年9月,香港。曾宪梓在家中接受媒体采访。图片来自视觉中国link="">2012年9月,香港。曾宪梓在家中接受媒体采访。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对于学生,曾宪梓始终怀有怜爱。即便晚年只能靠轮椅行动,他也经常参加各类校园活动。今年17岁的罗源阳曾在梅州市梅县区宪梓中学就读。他还记得,2018年底,曾宪梓曾由儿子推着轮椅来到演讲台前讲话。老人先是开了一句玩笑,“我老了,说话也不清楚了,同学们不要笑我”。讲完之后,他坚持要去每个教学楼看看。

  从穷小子到“领带大王”

  对教育重视,或许正因为曾宪梓的命运也曾因此改变。

  1930年代,曾宪梓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农民家庭,4岁时,曾宪梓的父亲去世。

  母亲供曾宪梓和哥哥在村小学念书,但12岁那年,因为没钱交学费,曾宪梓辍学回家。

  1951年前后,土改运动正在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广东梅州的一位干部留意到,每次劳动过后,一个男孩总喜欢抱着本书看。在他的帮助下,这个穷到“连稀饭都喝不上”的年轻人被送进了学校。

  这个男孩就是曾宪梓,靠一个月三块钱的国家补助,他念完了中学和大学。1961年,27岁的他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

  一开始,曾宪梓并没有想过要出国。从中山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至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但工作刚两年,他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离开中国。

  1963年,曾宪梓辞去工作。出国之前,他问自己,“我就这样离开祖国了吗?”不舍的同时,他立志将来回国报效祖国。从那时候起,这个誓言一直鞭策着他。

  初到泰国,曾宪梓跟着长辈学习制造领带的技术。他还时常来往于泰国与香港,做一些小买卖。

2012年7月,曾宪梓在香港接受采访。图片来自视觉中国link="">2012年7月,曾宪梓在香港接受采访。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上世界60年代末,曾宪梓将全家人接到泰国,自己帮兄长管理工厂,那时候的他收入甚微,后来因为和兄长发生分歧,只得住进贫民区。据《曾宪梓传》记载,那段时间,曾宪梓的妻子抱着不到一岁的小儿子,整天呆在房间里黯然落泪。

  曼谷的贫民区环境恶劣,野狗、蚊子成灾。曾宪梓变卖了手表和相机,找客家乡亲借了台缝纫机,便开始独立制作领带养家。

  1968年临近春节时,曾宪梓独自一人前往香港,租好房子后,得以和母亲、妻子及3个孩子团聚。此时的曾宪梓依旧捉襟见肘,穿西装扛桶挑担的他被当地人笑话是客家乡巴佬。笑话背后,他反倒发现了商机。

  彼时的香港流传一句俏皮话:“着西装,捡烟头”,意思是在街上捡烟头的流浪汉都穿着西装。但曾宪梓发现,尽管在香港穿西装很普遍,却没有一家专业生产领带的工厂,他决定依靠自己在泰国学习的领带制作技术,在香港“赌一把”。

  那年,曾宪梓34岁,叔父寄来了一万元港币帮他安置家用。过完年,曾宪梓就用这剩下的钱在香港租了一间60平米的店面,和妻子起早贪黑手工地缝制泰国丝领带,同时让泰国的叔父按照自己的设计制货寄回香港。

  为了推销,曾宪梓时常带着一大盒领带,挤着巴士来到繁华的尖沙咀地带,却常常只能零星地卖出几条。曾宪梓发觉,或许是自己的设计太低端,导致销量不高。于是他咬咬牙,花了全家一个月的口粮,去百货大楼买了当时最受欢迎的4款高档领带。

  对国外领带研究几日后,曾宪梓决定全套买入外国进口的领带原料,着手生产优质领带,走高档路线。第一批德国原料进口以后,曾宪梓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制作,用十几个昼夜仿制出四打高档领带。

  曾宪梓将领带拿给一个销售经理看,结果对方也不能辨认真假。当时曾宪梓的兴奋劲儿“不亚于他新婚之喜和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程度”。

  不出所料,曾宪梓的产品很轻松地挤进了百货商场。很快,他的领带因为样式多、质量好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往日的穷小子一转身成为香港小有名气的领带生产商。正式注册后,“金利来”品牌声名鹊起。

  《香港商报》曾评价:“曾宪梓创造了一个属于香港人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名牌,使香港人不再认为香港货是廉价货,比不上外国的货品,这该是每一个香港人感到骄傲的事情。”

2011年10月5日,广东省梅州市,行人从金利来店前走过。link="">2011年10月5日,广东省梅州市,行人从金利来店前走过。

  曾与习仲勋、杨尚昆讨论改革开放

  找准方向后,曾宪梓的领带事业走上正轨。作为一名有实力的爱国商人,他出现的场合越来越多。

  1979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和杨尚昆等人邀请了港澳20多位工商界知名人士前往广州讨论改革开放,曾宪梓是受邀者中最年轻的一个。

  “讨论进行了三天三夜,气氛很紧张,很多人在会场上不大敢讲话,但是我敢。”2007年,曾宪梓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当时的他曾做了一件大胆的事。

  看到内地的工厂只负责生产,产品造出来了,能不能卖得出去没人管,只需要找有关部门分配,曾宪梓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做法是“做了算”。相比之下,他觉得香港的“算了做”模式更值得学习,因为有钱赚才会去投资,跟着市场走才能赚到更多钱。

  “我还说内地工资制度是做是三十六块,不做也是三十六块,导致企业领导不负责任。”听到这番批评,习仲勋和杨尚昆并未生气,而是给他戴了一顶“帽子”——“这是个解放牌”,意指他的思想很大胆。

2007年5月8日,香港。曾宪梓出席媒体招待会。图片来自视觉中国link="">2007年5月8日,香港。曾宪梓出席媒体招待会。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1984年,中英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消息传开后,部分港商急忙把资金撤往海外,曾宪梓的做法正好相反,原计划用于美国建厂的资金被他转投至香港和内地。

  第二年国庆,曾宪梓一改往日节俭朴素的作风,在酒店摆了136桌,邀请1500余人共同庆祝。

  实际上,那时候曾宪梓已有政治身份。1983年至1992年,他在广东担任了十年政协委员。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他直言一开始很紧张,“我的第一次发言,两手都发汗那。”他的第一个提案和厕所有关,返乡之后看到华侨如厕难,曾宪梓便建议广东治理厕所脏乱差问题。

  十年间,每次开会从开幕到闭幕,他没有请过一次假,有意将广东视为政治学校,去培养自己参政议政的能力。

  1992年,曾宪梓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两年后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连任3届。香港正式回归之前,他与末代港督彭定康等人进行了长时间政治对峙,坚决反对一些违背国家利益的政治要求。

  因此,曾宪梓在香港得罪了不少人。他曾对媒体讲述,自己多年来受到过多次骚扰,“烧车的、写恐吓信、打恐吓电话的都有,日本右翼分子还扬言要杀我全家。”他自认为敢做敢当,对于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并不害怕,只说“笑骂由人”。

  “我的大数,国家的小数”

  在成功商人和慈善家的标签之外,曾宪梓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球迷。他从少年时迷恋足球,此后一直保持着看球赛的习惯。中国队在香港训练的时候,他还曾亲自去捡球。

  为了支持家乡与国家足球事业的发展,曾宪梓在1985至1988三年间连续举办“宪梓杯”足球邀请赛,并在2015年第四届世界客商大会期间捐赠了1万只足球。

  不仅足球,整个中国体育事业都是曾宪梓长期关注的对象。1990年秋,北京将举行第十一届亚运会,曾宪梓即捐献100万港币。18年后的北京奥运会,他又捐资1亿港币成立“曾宪梓体育基金”,奖励获得金牌的中国运动员。

  这么多年来,曾宪梓似乎总有要捐钱的地方,总共捐出了多少,他不是不知道。捐款数达到4.5亿的时候,他曾对媒体说,“这些钱,对我个人是大数,对国家而言,只是小数。”

  接受中新社采访时,金利来的接班人曾智明说,以前,父亲总开玩笑,说只要他不死,基金会就继续。“这十年八年他又改口了,他说我儿子还在,只要金利来公司不破产,我们就延续下去。”

  根据公开资料,曾宪梓最近一次出现在北京是在今年5月底。 为了纪念曾宪梓于1993年捐献800万元扶持遗址保护,圆明园在三园交界处建起一座他的的半身铜像,特别邀请到曾宪梓本人出席揭幕仪式。

  活动现场,这位85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摸了摸自己的铜像。

曾宪梓先生触摸自己的雕像。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link="">曾宪梓先生触摸自己的雕像。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部分资料引用自《曾宪梓传》,以及《中国人大》《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文汇报》等媒体报道。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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