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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抗战胜利74年，那些守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普通人

　　来源：纵相新闻 

　　撰稿 | 记者 陈思众

　　今天（9月3日），是第五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4周年。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开始了长达6周的屠杀、奸淫、放火、抢劫等暴行，经事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史称“南京大屠杀”。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方面开始着手修订教科书，文部省对审定合格的教科书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进行了淡化和删减，如要求作者将文中的“侵略”改为“进出”等。目的在于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事实。1982年7月20日，中国和韩国对此事载文批判，一时群情激愤。

　　为了将这段历史完整地保存下来，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张耀华决定，立即为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

　　1983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工作小组”正式开始筹备工作。

　　1

　　段月萍：最早寻证的人

　　成立领导工作小组后，张耀华找到了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段月萍。

　　接到建馆任务时，段月萍正好50岁，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却开启了一段完全陌生的工作。

　　出生于1933年的段月萍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大的。4岁那年，家乡芜湖沦陷，她随父母一路逃难到湖南，亲身经历过日本飞机轰炸。有时候警报在夜里拉响，段月萍和弟弟妹妹还睡得迷迷糊糊，就被父母从床上一把拖起来逃命。

　　她永远也忘不掉，有一回，母亲带着她和弟弟妹妹逃到屋后山脚下，山上的国民党高射炮部队朝天上打，空中的日本飞机朝地上投炸弹。

　　房东的儿媳妇坐在段月萍母亲身后，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块滚石砸成重伤。警报解除以后，电线杆上零零落落挂着人的残肢。

　　“那时对日本侵略中国，内心真是恨得不得了。”段月萍说。除了责任心，自身的情感也驱使她拼命找证据揭露侵华日军的罪行。“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记住这些事，以后绝对不要再发生战争。如果发生战争，就是老百姓倒霉。”

　　1956年，23岁的段月萍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她被分配至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办展和历史学方面都有经验。她知道，建馆必须要丰富的史料来支撑。“搞陈列，房子盖好了，没有资料怎么办？不行，这样没法教育老百姓。”

　　可小组人员十分精简，下设办公室包括她在内仅三人。收集南京大屠杀所有资料的重担，就这样压在了段月萍一个人身上。

　　当时的国内学界对南京大屠杀还未建立起完整的研究，资料散落在各处。读了五年历史，段月萍却从未在近代史教材中接触过大屠杀相关的信息。白纸一张，大海捞针，要上哪找资料？

　　她愣是靠着两条腿，带着一个小照相机，跑遍了南京市的大小图书馆和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和上海的档案部门也有她的身影。

　　在这些地方，段月萍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没点坐性不行的！”段月萍笑着向东方网·纵相新闻回忆道。

　　她在一排排书架间找来解放前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物，堆在桌上，厚厚的一沓。1937年到1938年间的报道，一页也不能错过。看到任何有价值的文字和照片，段月萍便立马复印下来，或是拿去照相馆翻拍。

　　她发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珍贵的卷宗，上面记载着1946年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对南京大屠杀一案的调查与整理。在那里，段月萍还找到了当时受害老百姓申请救济的档案。

　　对段月萍来说，这段经历最困难的部分不在于资料的搜集，而是心理上的压力。在阅览资料时，她不得不细读日军强奸妇女，凌辱尸体的残暴行径。有时候心里难受，连饭都吃不下去。

　　也是靠着这样的毅力，段月萍收集到了大量书面证据，包括550万字的文字和112张图像资料。

　　物证有了，还需人证。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幸存者。他们是这场人为灾难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最有力的见证者。意识到这一点后，段月萍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

　　1984年3月到6月，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式开始普查幸存者，他们以市政府的名义发文，要求全南京市各区县的居委会协助。段月萍设计了一张登记表，表上要填的内容很简单，包括年龄、姓名、事发当年的门牌号、现居地，最底下留了一个大大的框，用以填写主要受害事实。

　　事发时留在南京、调查时年纪在60岁以上、本人遭受伤害或是亲眼目睹大屠杀惨状的，都算在幸存者之列。

　　段月萍回忆，三个月以后，自己收到了1756份表格。

　　根据表上的内容，她又将1200多位幸存者分为几类：亲历屠杀者、目击者，和被强奸的妇女。从中，段月萍找出了几十位证据比较充分的直接受害者，她想和他们本人见面，了解详细的情况。当时没有助手，她就按照表上的现居地，一户户跑过去调查。

　　当时，在南京大屠杀中遭到迫害的，大多数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中许多人不识字，也没有条件离家去更远的地方。幸存者陈德贵就是其中之一。

　　段月萍循着地址找到他的住所，看见房子里头就一张铺板，上面的被子破破烂烂。她注意到，陈德贵的左手第四指是一根断指。

　　陈德贵见到段月萍时，又惊讶又激动。段月萍在屋子里坐下来，听他讲述当时死里逃生的经历，讲到激动时，陈德贵把裤管卷起来，给段月萍看自己大腿上的伤口。

　　段月萍看见，他的两条大腿内侧分别有一条触目惊心的伤疤。“肌肉都没有了，像道小沟一样的。”段月萍回忆。

　　和陈德贵一样，夏淑琴、李秀英、唐光普、刘永新等一批重要历史见证人都是在这次普查中被寻回的。

　　为了这份特殊的工作，从接到任务起，段月萍便马不停蹄、笔耕不辍。

　　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建成开放。段月萍成为副馆长。为不辱使命，她在岗位上一直工作到70岁才离开。

　　2

　　李雪晴：纪念馆就是老人的第二个家

　　2019年7月25日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万秀英离世。纪念馆幸存者墙上的灯又熄了一盏。36年前，段月萍找到的1200多位幸存者，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仅剩82位。

　　肃立、默哀、献花、三鞠躬。这是80后的李雪晴来到纪念馆工作的第14年。今年，站在展厅负一楼的幸存者照片墙前，她已经参加了8次熄灯悼念仪式，送走了14位去世的老人。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南京人，李雪晴2005年从学校毕业后，便进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保管研究处工作。她入职的前一年，纪念馆在全国率先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在2005年参观者就达到220万人次。考虑到容量问题，纪念馆决定在原馆基础上进行扩建。

　　现任研究处处长艾德林回忆，当时的老馆不仅交通不便，占地面积也有限，旁边就是棚户区。

　　2007年，新馆落成。

　　与一期工程相比，二期工程展馆的占地面积增加了3倍。中间的主展馆在老馆的基础上，以“和平之舟”为概念重新进行了设计。

　　设计者何镜堂院士解释，纪念馆的形状从侧面看像一把刀，东边升起、西边埋在地下，形成一个斜角。他借地形赋予建筑意义，寓意最终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的屠刀被砍断了。

　　“断刀、刀尖、船头、和平之舟把整个主题从战争和屠杀引向人类对这场灾难的反思，最后共同渴望和平。”何镜堂在2015年接受采访时如此说明。

　　馆内的硬件设施有了提升，形式更多、更有说服力，展示了发掘和考证的过程。影像资料也从4部增加到了100多部。

　　2012年接手援助协会的工作之后，李雪晴要到幸存者家中一一拜访。尽管是第一次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她未觉生疏，只觉得亲切。“因为他们这么多年跟我们纪念馆的感情，就好像孙女回爷爷奶奶家的感觉。”

　　每逢重大节日，像春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和国家公祭日，援助协会都会组织活动，希望可以给老人捎去温暖和祝福。

　　去年中秋，夏淑琴、艾义英、葛道荣、马庭宝、傅兆增、王长发、王义龙、陈德寿8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死难者遗属代表和10户爱心家庭在纪念馆组织下，一起制作手工月饼。

　　这件看似琐碎的小事，对参与者来说，却是另一番体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夏淑琴老人曾说，这是她第一次做月饼。而逢年过节，纪念馆组织的各种活动，让她感到自己还没有被遗忘。

　　除了定期与幸存者和其家属保持联系以外，援助协会还为生活困难的老人报销医药费。尽管可以方便地将纸质发票邮寄到办公室，但李雪晴说，不少老人腿脚还利索的时候，总是坚持亲自走到纪念馆，要将发票交到她和同事手中。

　　她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工作日，天上飘着毛毛雨，保安岗亭打来电话，说有人找。她下了楼才发现，是幸存者岑洪桂老人。他手里拿着一包喜糖，说孙子结婚了。他特地搭了辆公车过来，要亲自把喜糖送给李雪晴。

　　惊讶之余，李雪晴说，自己当时特别感动。当年，岑洪桂已经90岁左右，喜欢散步、喜欢晨练，时不时就要来纪念馆看上一眼。

　　艾德林处长说，这么多年过去，幸存者事实上已将纪念馆看作自己的另一个家。现在只要老人住院，家属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李雪晴。

　　李雪晴在大学时，学的专业是社会工作，幸存者这个群体中，有不少人生活比较困难，能为这些幸存者服务，她感到很有意义。援助协会的日常事务有的事情很琐碎，但绝对不能马虎。

　　如今，李雪晴进入援助协会工作已有七个年头，她一直在思考与实践，如何从更多方面服务这些幸存者。

　　她注意到，随着老人们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大不如前，常常会出各种各样的状况。

　　机缘之下，援助协会在去年11月找到机会，与江苏省人民医院妇幼分院展开合作。双方一拍即合，决定由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健康呵护团队定期前往老人家中，送去高质量的健康呵护。

　　在妇幼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方案自今年五月实施以来，便没有中断过。每隔两周，医院会组织一到两支小分队，前往老人家中进行体检，并制作健康访问记录卡。通常，一上午的时间里，每支团队要挨家挨户完成对三个老人的家访。

　　健康呵护团队的戴荣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团队中的成员们都是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志愿服务的。尽管平时在医院的工作和学习已经很忙，这份工作也没有任何多余的报酬，但大家想到可以为幸存者们尽一份微薄之力，就觉得很有意义。

　　“有时候大热天，大家撑着伞去，从上午8点多一直忙到下午1点多，也都没有怨言。”她说道。

　　戴荣回忆，医护人员在家访一名幸存者老奶奶时，发现她因为脊柱严重弯曲导致腰背疼痛，晚上无法入眠，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质量。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健康呵护团队通过与放射科沟通协调，当晚就安排这位老人做核磁共振，核查病情，以便医生快速制定医疗方案。

　　由于幸存者们都年事已高，平均年龄在92岁左右的他们多少都患有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有些老人受家庭条件限制，没有时间和精力看病，饮食条件也较差，医护人员的上门服务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及时雨一般。

　　几乎每一位老人在见到医护人员时，都会握着他们的手，一边表达自己的感激，一边掉眼泪。

　　3

　　阮杰：后代应“以史为镜”

　　阮杰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江北的六合县长大，直到上初中，才随父母搬回南京市中心的鼓楼区。

　　阮定东出生于1937年5月4日，现年82岁。阮杰记得小的时候，爷爷说过自己随家人逃难回六合老家的故事。当时的阮定东只有7个月大，是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

　　直到2013年寒假前后，阮杰放假回家，全家人过年聚在一起时，阮定东才原原本本地复述了这段往事。

　　彼时，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在向社会征集有关幸存者和死难者的线索，阮定东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便想和家里人商量，把自己爷爷阮家田的名字刻在死难者的墙上。

　　阮定东的命，是从爷爷手中捡回来的。当时，家中的住房连同店面遭到轰炸，一家人准备逃难回江北的六合老家。阮定东的爸爸妈妈牵着两个哥哥，他则被爷爷阮家田抱在怀里。

　　因为负重，阮家田的步伐逐渐慢了下来，逃到燕子矶江边时，被追上的日军用刺刀刺伤了大腿及腹部。尽管如此，阮家田仍是忍着剧痛，抱着孙子拼命爬上一条小船过了江，没过几天便去世了。

　　在家人的支持下，阮定东给纪念馆打去了电话。

　　2013年清明节，纪念馆在哭墙（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刻上了阮家田的名字。阮杰记得，当时爷爷携一家老小20多口人，前去上香祭拜。76年后，爷爷才终于有了祭奠亲人的地方。

　　又是一年清明。今年4月5日，阮杰站在有着高祖父名字的哭墙前，发起倡议：“从我做起，把先辈们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历史记忆接力传承下去，让子孙后代、让更多的人真切地了解、记住这段历史。”

　　一月，借大学最后一年的寒假，阮杰来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了三个月的志愿者。春节前夕，在李雪晴的带领下，他帮忙把一大袋米和一桶油搬去了一位幸存者老人的家中，代表纪念馆送去新岁祝福和慰问。

　　阮杰目前刚刚从南京晓庄学院毕业。在此之前，他在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学习了将近五年的古籍修复。从素描、线描到水墨画、工笔、书法等专业课的学习，阮杰对历史的了解也在一步步加深。

　　他喜欢唐太宗说的“三镜”：“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今年，纪念馆正式启动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传承记忆行动，希望通过幸存者的第二代、第三代，传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现在，我们生活的年代还是和平的。可能如果这样去想的话，不会感受到战争的可怕。我们传递这样一份历史记忆，也是为了让人们更珍惜眼下的生活。”阮杰说道。

　　记者手记

　　初中二年级时，学校曾组织全年级学生和老师去南京考察，第一站便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还记得沿着入口走向场馆的路上，右手边便是一尊尊逃难者的雕像，他们对战争的恐惧和被命运压弯的脊背，让我久久不忘。但彼时，我对南京大屠杀的印象，还仅仅停留在历史课本上。见到段月萍奶奶的时候，已经86岁高龄的她提及这份特殊的工作，仍细数家珍一般，向我娓娓道来。我这才知道，原来在馆内陈列着的历史资料，是通过如此奔走而获得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像她一样的人为之努力，这份记忆如今将以什么样的形式流落各处。而作为援助协会唯二两名成员之一，李雪晴老师要负责与每一位幸存老人及其家属保持联系。寒来暑往，温暖这些老人的，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创举，而恰恰是每一次节日的祝福和病房里及时出现的问候。她告诉我，只有亲自和这些幸存者老人们对话，才能懂得她的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4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发表讲话，他如此形容“和平”：“自古以来，和平就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壮成长。”

　　我们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孩子，铭记苦难的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只是以史为鉴，才能开创充满希望的未来。来源：东方网·纵相新闻

责任编辑：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