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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看到的，是拍者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出的时代摄影师系列对话。
这一周，我们将用五位摄影师的影像与口述，与大家一起探寻逝去的社会风貌，梳理这些年的家国变化。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与摄影师黑明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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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黑明，1964年出生，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近年来采访拍摄过100个老兵、100个藏民等20余部系列人物作品。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不同主题的摄影展览，作品被国内外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
出版有《走过青春》《记忆青春》《西藏影像》《公民记忆》《塬上情歌》《探秘克里雅人》《100年的新窑子》《中国的僧人和凡人》《100个人的战争》《黑明》等20余种摄影集、随笔、访谈和田野调查等专著。
先后两次获得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并获人民摄影家、中国当代摄影师大奖、中国十大摄影师、中国人像摄影十杰、中国摄影五十年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中国图书奖、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奖项和荣誉称号。
●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的？
受哥哥的影响，我1979年就开始拍照。那时候我才15岁，买了个二三十块钱的孔雀牌相机，成天拿它追着家人、朋友拍。那时候没想“摄影”这件事，只是想拍个纪念照。
80年代初，我朦朦胧胧地有了做艺术家的想法，但又不懂什么是艺术。那时候我开始拍摄单张摄影作品，还偶尔照猫画虎地跟着《大众摄影》《国际摄影》杂志里的摄影师们学起标题。但我开始有了些目标——想要用照片来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和历史的理解。
80年代末，我开始拍成组照片，用十张八张图去反映一个人物、群体或事件。90年代初从天津工艺美术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想拍更加系列化的照片。于是我开始尝试从身边感兴趣的人物群体入手，去表现更加厚重的影像。
这么些年我始终没拍过风景，因为它不吸引我。我从接触摄影之初就一直在拍“人”。我觉得从人的身上最能体现时代特征。有时一张表现人物的照片可以看作一个时代的缩影。
△ 选自《塬上情歌》，铁饭碗，1985年摄影。
△ 选自《塬上情歌》，夫妻俩，1986年摄影。
△ 选自《塬上情歌》，窑洞前，1987年摄影。
△ 选自《塬上情歌》，向日葵，1988年摄影。
△ 选自《塬上情歌》，电烫发，1989年摄影。
● 《100年的新窑子》是您关于“人”拍摄主题的一个突出代表吗？
“新窑子”是因为我当时受费孝通《江村经济》影响，很想拍摄一个关于村庄的摄影专题。那段时间我走访了全国很多个村落，但因为听不懂南方地区的方言，我便将拍摄对象放回到了我的出生地——陕西。在这里，我一则生活习惯相通，便于理解，二则语言相通，可以听到更多的故事。
● 有这两项便利条件，您的拍摄过程应该顺利不少？
刚到新窑子村的时候有很多村民怀疑我是特务分子，我背的三脚架还被误认为是枪。因为那时候我留长发、戴墨镜、穿格子衫，不太符合他们眼里“好人”的样子。
后来我住在村里和他们同吃同住，常常帮生病的村民买药，偶尔还从延安请放映队来放电影，慢慢的，我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再去那里时，他们已经把我当成了自己人，我甚至还知道许多连村里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几年前，村党支部书记还曾和村民们建议说：“不如给黑明批一块地，让他打孔窑洞，回来照相方便些！”
● 有学者称《100年的新窑子》是观察中国农村的样本，在您看来，这些年来新窑子村发生了什么变化？
1996年到2003年的变化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说明。那几年的村民年人均农林牧副的毛收入从100~300元增长至300~500元，村里出生了19个人，去世了15个人，村委会累计欠账从12.6万元减少到11.5万元。
近几年，我时不时地还去新窑子看看，现在村里的变化更大。村里人少了，年轻人都进城打工或者在外面买房定居了，还住在那的村民家中大都停着小轿车。
△ 选自《100年的新窑子》，贺建兵一家。
△ 选自《100年的新窑子》，张鹏一家。
△ 选自《100年的新窑子》，高志强一家。
△ 选自《100年的新窑子》，张建军一家。
△ 选自《100年的新窑子》，贺建飞一家。
● 您的专题涉及人数总是在百人以上，像《公民记忆》中，您拍了360多人，为什么将基数设定的如此庞大？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以书的形式被整理记录下来，供读者传阅。同时将它放入市场接受读者的检验，是一种对作者最直观的反馈。
2004年春节，我整理照片时，发现了三张自己不同年纪在天安门前的留影，看到照片觉得二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这让我萌生了寻找100张在天安门前留下的老照片的想法，并决定邀请照片中的主人公重返天安门，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对他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今昔影像对比。
我从周围的朋友们开始入手打听，再联系拍摄对象。拍到70多人的时候，我的人脉圈已经差不多被用完了。后来我通过媒体传播，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正在进行的题材，也迎来了更多的拍摄对象。我越拍越多，拍到一百人的时候根本停不下来，因为越拍到后面越发现更多的好照片。就这样，我不知不觉拍了360多人，生成了160组照片，有了这本《公民记忆》。
△ 选自《公民记忆》，1959年&2009年，尹仁。
△ 选自《公民记忆》，1965年&2009年，刘修业、薛迺芝（从左至右）。
△ 选自《公民记忆》，1969年&2009年，毛联裕、刘德正（从左至右）。
△ 选自《公民记忆》，1970年&2009年，马惠云、陈桂苓、周金华、何俊霞（从左至右）。
△ 选自《公民记忆》，1970年&2009年，张玉凤、董军、王燕华、姬桂霞、温中瑜（从左至右）。
● 在这之后您就开始着手准备关于“100个抗战老兵”的拍摄了，您的很多作品都立在了历史的节点上，这是您有意而为之的吗？
我的人生经历是跟着历史走的，拍摄的东西自然也会有历史的影子。有时候是恰好撞上了节点，有时候则是我想在某个重要时刻去表达一些观点。
抗战老兵一直是我较为关注的群体，而且我对那段历史也很感兴趣，阅读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书籍。2010年时，我意识到5年后便是抗战胜利70周年，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值得我去好好记录。我较着一股子劲，就想把它做好。
从2010年起，我先后多次前往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游击区进行实地调查，走进了近200个家庭去寻访和拍摄当年的抗战老兵。他们的年龄大多在90~105岁之间。我先后采集了近500个小时的录音，整理出近50万字的访谈，拍摄了数千幅珍贵的照片。
△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谢翔龙。
△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王保禄。
△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尹珙。
△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王金水。
△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刘增钰。
△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梁全正。
△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梁士镒。
△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罗四维。
△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许成基。
△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刘景轼。
△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贡敏。
△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李步宏。
● 您的作品中包含农民、僧人、抗战老兵等众多类型的人物群体，您每次选题的缘由都是什么？
有些题材是我一直感兴趣和关注的，有些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想到的，当然，也有从自身或朋友的经历里获得的灵感，比如“少林僧人”系列。1998年，一连两名同学出家让我受到很大触动，加上我一直对佛教感兴趣，便产生了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僧人的影集的念头。
不久后，我恰好因为工作结识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和方丈经过多次联系和沟通后，终于获得他的同意和少林寺的许可，允许我以少林寺僧人为拍摄对象，拍摄他们的真实状态。后期，我还想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将僧人们置于白色背景中，排除一切视觉干扰，表达他们最本真的状态。
在少林寺经过几年的拍摄后，我感受到他们并非世人印象中的都是因为尘世生活不如意才遁迹空门。相反，很多人把出家当做一种回归自然的方式，甚至有着更高的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
△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行修。
△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印海。
△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永和。
△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永成。
△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恒福。
△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永基。
△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延方。
△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永增。
△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延庆。
●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您的拍摄是具有强烈计划性的，您通常从哪些方面对拍摄进行规划？
在拍之前，我的脑子里就想好了这个主题的呈现形式应该是怎样的。如果要出书，我甚至会大致设想好书的排版结构、整体设计。我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以最完备的形态被呈现出来。
比如“少林僧人”在拍的时候，我就想好了要为它做展，并且我希望是以1：1的形式与观众见面，站在他面前让人有交流的感觉。
当然，我也会去查阅很多的资料，来丰富和完善我的思考。拍“克里雅人”的时候我在研读社会学专业的朋友的帮助下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问卷结果让我对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
△ 选自《探秘克里雅人》，阿布都拉·卡斯木，2013年摄影。
△ 选自《探秘克里雅人》，买斯迪克·吐盖，2013年摄影。
△ 选自《探秘克里雅人》，买提库尔班·麦提热依木，2013年摄影。
△ 选自《探秘克里雅人》，达曼·斯迪克，2013年摄影。
△ 选自《探秘克里雅人》，买吐送·托胡逊，2013年摄影。
● 您曾提到，“器材是手段，目的还是摄影本身。”那么您在为各类题材选定器材的时候，是如何衡量的？
我一旦确认了这个主题的结构比例，我就不会再改变。我希望器材是可以服务于主题的展现的。比如在拍西藏的藏民时，我尝试了一下135相机，觉得这个画面里的西藏不是我想要的西藏，它没能表达出我心里对西藏的感觉。于是我转而使用了一个宽画幅相机，感觉对了，才正式开始拍摄。
我一定是拍的时候就在取景框里“裁”好了，而不会去后期裁剪。我总觉得裁剪之后可能会破坏自己最初按下快门时的本意。
△ 选自《西藏影像》，萨迦 ，2003年摄影。
△ 选自《西藏影像》，拉萨 ，2004年摄影。
△ 选自《西藏影像》，浪卡子， 2003年摄影。
△ 选自《西藏影像》，墨竹工卡， 2003年摄影。
△ 选自《西藏影像》，昂仁 ，2003年摄影。
采写 新京报记者薛珺 陈婉婷 摄影 黑明
编辑 陈婉婷 校对 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