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片查看原图从2000年摘得普利策文学奖的处女作《解说疾病的人》到《同名人》与《低地》，裘帕·拉希莉均描写了移民者漂泊他乡所遭受的文化冲击与身份的丧失感，混杂的身份与异质文化下的撕裂、拉扯始终贯穿其中。
撰文丨聂丽平
近日，一场名为“漂泊与困境：裘帕·拉希莉笔下的异乡人——普利策奖得主裘帕·拉希莉新书《同名人》《低地》分享会” 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分店举行，作家石一枫与林培源围绕着拉希莉的作品，探讨了移民文学、全球化时代下的个体漂泊与困境、小说的叙事策略与文学技巧等问题。
“漂泊与困境：裘帕·拉希莉笔下的异乡人——普利策奖得主裘帕·拉希莉新书《同名人》《低地》分享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主办。
尽管裘帕·拉希莉认为自己的小说不能被称为“移民小说”，这位印度裔美国作家的作品，仍然常常被放置于移民文学的框架之下。她祖籍印度，生于伦敦，长于美国，拥有移居他国的少数族裔身份，而她小说的主题也常常是漂泊无根的离散叙事。从2000年摘得普利策文学奖的处女作《解说疾病的人》到《同名人》与《低地》，她均描写了移民者漂泊他乡所遭受的文化冲击与身份的丧失感，混杂的身份与异质文化下的撕裂、拉扯始终贯穿其中。
但与拉什迪、石黑一雄、奈保尔等男性移民作家不同的是，她既没有完全融入西方文明，也并非站在印度的文化语境下向西方书写异域文化，“她写的更多的是徘徊在美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的，一种很漂泊而且无根的，在寻找自我定位的一些人物。” 林培源认为，她的作品呈现出与移民文学男性作品不同的风格。
漂泊与离散：全球化时代下的共同困境
《同名人》是拉希莉的首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的父母皆为印度人，他也因此拥有一张印度面孔，但他本人出生于美国，并拥有一个俄国名字——果戈里。这使他陷入了多重的身份焦虑，也成为他成长过程的一个枷锁。这个名字起源于他父亲在年轻时遭遇的一场火车脱轨事件，因《果戈理小说集》他父亲才得以在这场事故中脱险。因此，当这个家庭按照印度习俗请老祖母为新生儿取一个小名，这封含有名字的信件却在途中丢失时，父亲临时将儿子起名为果戈里，这个对于家庭而言暗喻着重生的名字。
名字的丢失、重生的隐喻以及试图摆脱名字的努力，这些显见的隐喻直指拉希莉的写作意图。石一枫认为，用这种直接的象征来支撑一部小说，“它所象征的东西比它象征的这种手法意义更大。”比起小说技法，他更关心象征所指向的背井离乡的状态。“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不仅是果戈里的困惑与痛苦，也许也是拉希莉的困惑与感慨，更是大部分中国人共同面临的困境。“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大都是背井离乡的人，我们是一个背井离乡的民族。”他认为，当下的中国人大多疲于奔命，四处奔波，当我们身处工作的城市时，我们会忘记自己的身份，但春节回到老家时，我们又重拾自己的籍贯、户籍身份。
除了背井离乡的异乡人处境，《同名人》与《低地》都呈现了代际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低地》围绕着一对印度兄弟乌达安与苏巴什家族上下四代人的人生展开，大学毕业后，弟弟热忱投入纳萨尔巴里运动，并与高丽结婚，哥哥则前往美国深造。弟弟乌达安遭遇枪决后，回到印度的哥哥苏巴什为帮助怀有身孕的高丽免受家族欺压，与之结婚并带她一起去往美国。高丽无法爱上苏巴什，也无法面对处于尴尬境地的自我，选择独自前往加州，她年幼的女儿与苏巴什的一生却都陷入困境。特殊的历史之下，无法转圜的命运在代际之间延续。
石一枫认为，同样身处变动剧烈的社会，中国人对拉希莉小说中所描写的代际差异，尤其是印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应该感同身受。即便脱离移民文学的框架，拉希莉描写的历史变革与负累、家庭责任与代际冲突，尤其是她所描写的文化冲突与漂泊离散的处境，所指向的乃是个体与家庭的普遍挣扎。在全球化时代下，漂泊、漂移已成为我们的共同困境——我们皆为在寻觅身份的异乡人。
《低地》，（美）裘帕·拉希莉 著，吴冰青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版。
从《同名人》到《低地》：叙事的成熟与作家的进步
林培源和石一枫都认为，相较《同名人》，《低地》的视野更为开阔，叙事策略与对人物内在性格的把握都更为成熟。林培源认为，《同名人》建立在互文的基础上，在小说叙事中会利用文化典故或某些意向、历史事件来进行对照，在彼此间产生关联。“在这样一种互文基础上形成的小说，它的叙事意图特别明显，比如她写到某一部分，基本上你就知道这个作家要表达什么。”而《低地》的故事架构更为复杂，从两代人到四代人，叙事视角的转换更为频繁。
他举例，在《同名人》中，果戈里爱上了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女孩，女孩住在曼哈顿光鲜亮丽的大房子中，这种情节设置带有明确的目的性。果戈里之所以爱上这个女孩，是因为他急于摆脱自己作为印度人的文化身份，与其说他爱上了这个女孩，不如说他爱上的是这家人的西方文明的生活情调。
而《低地》则将读者带入一个未知的迷宫世界，充满了命运的不确定性，“但这个不确定性不是
（《同名人》里）
信寄丢了或者火车脱轨的偶然事件，我指的是我们读《低地》的时候，摆在面前是无数的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是作者有意为之的。” 拉希莉在《低地》中使用了限制性视角，透过视角的切换一步步抵达故事的核心。“你一定要读到这个故事的最后段落，才能知道故事到底是围绕哪个核心发生的。作家功力深厚的地方就在于她把这个核心隐藏起来了，而且藏得特别巧妙。”
林培源认为，拉希莉对于小说写作者的最大启发在于，作为1960年代出生的人，她在《同名人》中动用了自己大量的生活经历，小说中描述的场景大多是在一个家庭空间里，这个空间与拉希莉自己的生活有联系，调用的是与自己成长同步的生活经验。而在《低地》里，拉希莉跳脱出创作的局限与创作策略，把她了解到的第一手或第二手资料，比如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资料，在小说中激活了。
“她把这种经验以一种更巧妙的方式展现出来。”而且，这并非小说的核心，小说的核心乃是革命之后。“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命题，就是所谓‘革命的第二天’或者叫‘革命后的第一天’，重要的并不是革命发生了，而是革命发生以后怎么办？整个小说处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他认为，作为中国的写作者，我们可以与之进行对照，探索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年轻作家，如何透过另一个渠道触摸革命，逐渐抵达革命历史的场景。
作者丨聂丽平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