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片查看原图新京报讯（记者 张思源 陈鹏）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在10月26日召开的2019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表示，中国财政体制存在两个根本性矛盾：央行之间的债务不平衡，以及地区之间的债务不平衡。为解决这两个根本矛盾，殷剑峰认为，要以财政稳增长，货币稳债务。
具体来说，财政稳增长，即中央政府用国债来替代地方政府期限短、成本高的地方成本债。同时货币政策当局要以国债为基础来吞吐国债。
据殷剑峰介绍，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正遭受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恶化导致的长期停滞的严重的挑战。解决这种长期停滞的问题，各国有条件的只能通过两个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常来说，就是财政稳增长，货币稳债务。
“简单来说就是财政政策拼命地发国债来支撑走需求”，殷剑峰说，“与此同时，由于债务高悬，这么高的债务压力对货币政策来说怎么办呢？就是货币稳债务。怎么稳呢？很简单，货币政策当局通过国债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来大量购买国债。”
殷剑峰以日本为例，其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是250%（国债与GDP比例为250%），但是由于日本央行的大量购买约占一半以上，所以除央行之外的社会公众所购买的国债比例较低。由于财政部门发行的国债对央行，可以不支付利息，还可以不还本，所以日本的财政政策对政府债务压力比较低。
除发达国家外，在新兴的发展经济体也可以看到“财政稳增长、货币稳债务”的现象，殷剑峰团队在研究了全球排名前24位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体（24个经济体GDP占据全球的90%）后发现，趋势都是货币当局购买政府债务。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往往是有条件的，其中，基本条件是项目要保持平衡。 “否则像巴西和阿根廷货币当局买国债，国债拼命发会演变成外债，演变成外债之后就变成货币危机”殷剑峰解释。
殷剑峰认为，中国的GDP增速自2018年十八大之后持续往上，什么时候能够L型到顶，不太清楚。未来这种财政稳增长、货币稳债务，恐怕也是中国迫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比较主要经济体，包括新兴经济体可以看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是最低的，甚至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是微微下降的”。
殷剑峰指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表面上的健康，背后潜藏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矛盾，第一个矛盾就是央行之间的债务不平衡，中央杠杆率很低，甚至下降，同时地方的杠杆率上升很快。第二个矛盾是地区之间的债务不平衡，越穷的地方我们看到它的杠杆率越高，发债的速度越快。根据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的研究表明，按照这种发债的速度，很可能两年之后就会进入到偿债高峰，据估算，到2021年有些地方要偿还的债务本息相当于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公共基金的差不多50%，地方政府要拿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的50%来还债。
对这两个根本矛盾的解决方案上，殷剑峰认为，可以“财政稳增长，中央政府用国债来替代地方政府期限短、成本高的地方成本债，同时货币政策当局要以国债为基础来吞吐国债”。
殷剑峰表示，现在人民银行是通过外债资产和各种粉，酸辣粉（SLF）、麻辣粉（MLF）等，这个格局需要改变。在全球面临长期停滞的灰暗的格局下，配置还是以中国资产为主。此外，在长期债券配比上，殷剑峰表示，如果利率下滑情况下，配长期债券意味着实现资本收益，“至于权益类市场不好说，但是归根到底在这种灰暗的背景下，大家最重要的是把本金保住”。
新京报记者 张思源 陈鹏 编辑 欧阳怡然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