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片查看原图曾利芬用三年时间穿行在河源市75个乡镇、965座村庄，走访调查了3714户共6000多名儿童
新京报讯（见习记者 张一川）“姐姐，我摘了杨梅，你什么时候回来吃呀？”躺在病床上的曾利芬接到走访过的一位小孩的电话。因为下乡路上的意外，曾利芬牙齿磕断、脸上缝针、手臂骨折、颈椎移位，住进了医院。结果这段时间成了她三年来最“清闲”的两个月。
2016年7月16日到2019年4月30日，曾利芬骑着烧汽油的女士摩托车，在广东省河源市的土地上骑行了12万多公里，走访调查了75个乡镇965座村庄的6000多名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走访调查的日子里，曾利芬和同伴们早上6点起床出发，每天要走访十几户家庭，直到天黑再从村中返回镇上的住处，把调研数据一一录入电脑，此时一般已到凌晨。而受伤后这两个月的“清闲”，让曾利芬不适应。她心心念念的都是那6000多名孩子们，就像有的孩子也总是会想起她一样。
曾丽芬（右一）和留守儿童们。受访者供图
孩子们的心愿总是小小的
尽管有过几次志愿服务的经历，但直到2016年7月，曾利芬从没有想过自己会辞掉工作，成为一名全职志愿者。
那时她刚刚听说了河源市友益爱心促进会的关爱留守儿童及情况调研志愿项目，加入并成为队长。
一张河源市地图上，标注了曾利芬和同伴们走访调查过的乡镇。受访者供图
广东省东北部的河源是曾利芬的家乡，北面与江西省赣州市交界，距离广州有200公里。七目嶂、罗浮山和九连山脉自东北向西南穿越而过，把河源挤出丘陵连绵的褶痕。仅占全市面积11%的谷地和平原，由珠江水系干流之一的东江，连同境内其他近百条河流冲刷而成，穿插在高山丘陵的之间。山和水，就是河源人民的生存根基。
从小在深圳长大的曾利芬，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下乡第一天，她就哭得“稀里哗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家世和生活状况远超她的认知，“一边听小孩子讲一边哭。”这样边听边哭边记录，持续了一个多月，曾利芬突然意识到，陪着哭是没有用的，“要想办法振作起来，要想办法帮他们”。
也是在这个月里，曾利芬第一次听到了孩子们的“心愿”。
那是一位小女孩，父亲去世、母亲出走，由爷爷奶奶照顾着。一家人除低保外，就靠76岁的爷爷一个星期才能编出一个的箩筐，卖钱补贴家用，小女孩和奶奶睡的木板床，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样式，破破烂烂的。
曾利芬和小女孩聊天时，提到了“愿望”。小女孩说，现在最想要一辆自行车，这样就可以省下每天上下学的交通费。
曾利芬很想马上买来一辆自行车送给小女孩，可邻近的镇上并没有车行。不过，这也成了一个契机，在接下来的路途中，她开始特意收集孩子们的心愿。后来，曾利芬和同伴们又采取了“心愿卡”的形式，让他们写下自己想做什么、想要什么。
三年来曾利芬和同伴们收集到的心愿卡。受访者供图
这些心愿中，除了长大后想成为老师、厨师、科学家，最多的是想要书本和文具，其次是与吃的有关的：饼干、棒棒糖、生日蛋糕……
有个小孩写：长大后想做比萨。曾利芬问他，那你吃过吗？小孩回答说没有。“他和我说，只在电视上看过，应该很好吃。家里连电视都没有，他都是去隔壁同学家看的。”
对亲人的想念也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有一个小孩的父亲去世了，她在心愿卡上写道：“爸爸我很想你，你可以再回来看我一次吗？哪怕一次都好。”
小孩的心愿都是“小小的”，几块钱的文具盒、零食，几十块钱的娃娃、书包……即便是这样的小心愿，有些小孩都羞涩地不敢向曾利芬表露。“我问他，你有没有特别想要的礼物？他说有。我说那你写下来呀。他说，不要了，不要花钱了。”
曾利芬发现，这些紧巴巴长大的小孩们，有种“特别”的金钱观：她带小孩去菜市场买菜，准备做饭给他们吃，选了一大块肉，小孩说“不用，切小一点”；她给小孩买火腿肠，小孩不让她买一整包，只抽出一根来。“我问他，那你多久吃一次火腿肠？他说一年也吃不到一次。”
也有小孩的心愿不那么“小”，想要一部手机。一位小男孩父亲去世，母亲有精神疾病，妹妹则被送到了江西亲戚家。小男孩家没有电话，又住在村里极偏僻的地方，周围没有邻居。他想要一部手机，可以给妹妹打电话，“不需要太好，可以打电话就行”。
这些心愿，连同孩子们的家庭状况，一同发在网上，被爱心人士认领后，再由曾利芬或同伴们，带领爱心人士一起下乡为孩子们“圆梦”。
她还记得第一个为孩子们圆梦的爱心企业，一次性实现了他们走访调查的前4个镇所有小孩的心愿。当她带着自行车回到小女孩身边时，小女孩马上骑着车去告诉同学：“我有自行车了！”而想要手机的“大”心愿，也被一位爱心人士认领，至今还在为小男孩充话费。
孩子们的心愿卡。受访者供图
之后，“心愿卡”加入到志愿项目之中，项目计划也从最初以时间计算的三个月，变成了以空间计算的河源市所有乡镇、村庄。
困境儿童的困境难以摆脱
渐渐的，曾利芬发现，尽管留守儿童也因父母的缺位，存在一些成长上的问题，但相对来说，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不见得一定会差到哪去。有些留守儿童偶尔被接去和父母住上一段时间，回来还会和小伙伴炫耀去了动物园、吃了汉堡薯条。
而在农村中，还有一部分家庭条件更差的“困境儿童”。
在201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列举了“困境儿童”的几种情况：“包括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曾利芬在走访调查中发现，温饱问题实际上能由政府兜底解决，可这些孩子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原生家庭”。
曾利芬曾到一户家庭走访，家里三口人都是小孩子，父亲入狱、母亲出走、祖辈去世，由11岁的姐姐带着9岁和7岁的弟弟生活。曾利芬到访时，三个小孩穿的衣服看起来很久没有洗过，吃剩的饭菜在家里随处可见，掀开被子发现都已经长毛了。冰箱里只有白菜和鸡蛋——因为姐姐只会做这两个菜，而每次吃完饭后，碗筷也不清洗，下一餐就接着用。
“他们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整，小孩子只知道玩、只知道能吃饱就好了。”曾利芬告诉小孩家里应该怎样收拾，并用心愿礼物和他们约定，下回再来时至少要做到桌椅整齐、地面干净。“我会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这样他们就会时不时记着要收拾一下。”几次回访，曾利芬看到了这户家庭的一点点改变。
很多困境儿童家庭都少了父母中的一方，甚至父母都不在了，要靠80岁的曾祖父做小工抚养。“有小孩跟我说，在学校里其他同学会笑话他‘没有妈妈，不要和他玩’。”曾利芬觉得，这让很多小孩都很自卑：不敢看她的眼神，不敢大声跟她说话，小心翼翼，像是怕说错了什么一样。
即使有祖辈的照顾，却也难以避免进一步伤害。在一些离异家庭中，爷爷奶奶会不自觉地跟小孩说，“你妈妈不要你了”、“你妈妈是个坏女人”。曾利芬问小孩，你想不想妈妈，有没有和妈妈打电话？“小孩子会先看一下爷爷奶奶，然后和我说不想。”
在村里，她和同伴们曾险遭有精神疾病的家长殴打，也被家长大声斥责：“不需要你们帮助！死了都不关你们事！”还有一种情况是，村民强拉着志愿者要求补助。曾利芬很不喜欢有些家长表现得“你们帮我是理所应当”，但小孩子总是无辜的，只能把这些想法留在心里。
在一次走访中，有一户人家的情况是小孩的母亲出走、父亲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奶奶照顾有精神疾病的大哥、身体残疾无法正常走路的二哥及小孩子。就在曾利芬走访前不久，小孩右手食指被镰刀割伤了，“几乎要断了，就用个破布包着，都没去卫生院治疗”。而在她到访时，看到伤口长出的新肉，已经让小孩的指关节扭曲、变形。
离开小孩的家前往下一户的路上，曾利芬看到小孩又背起了镰刀，走下田地。
曾丽芬和留守的孩子。受访者供图
面对这样的“根本问题”，曾利芬也感到十分无力。
不时有人质疑她，你们做这些有什么用？你们现在把东西送来了，你们走了之后，他们不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吗？
“难道就一次都不做吗？”曾利芬反驳。她也明白，自己和同伴的力量其实很微小。她更愿意把这些视作改变孩子的一次契机，尽管谁也不知道命运的巨轮是否会被这一朵小小浪花打动，但“一次都不做，对孩子来说就是一次机会都没有”。
私密空间和一把门锁
在走访调查中，曾利芬发现有些已经读五六年级、读初中的小孩，还和异性长辈睡一张床。“但其实他们家还有空余的房间，就是不愿意给孩子一个单独空间。他们不愿意，那就我们出钱吧。”于是从去年开始，曾利芬联合爱心企业，为一些困境儿童打造家中的“私密空间”——有小孩喜爱的颜色和卡通人物，质量过硬的定制家具，以及最重要的，一把门锁。“你知道的，现在农村有很多性侵的现象。”
这些住进“私密空间”的小孩之中，是否有被性侵过的？她没有直接回答，但讲述了另一位从初中起就被父亲性侵的小孩的故事。后来，小孩的父亲因为另一起强奸家族成员未遂案入狱。
小孩学习刻苦，本有机会通过考学走出这个四线小城市的农村，曾利芬和同伴们也已经为她筹集好了学费和生活费，小孩却在报到前突然失踪了。返回家乡后，在曾利芬和同伴们的鼓励下，她再次考取了外出就学的机会。可她会不会去，谁也不知道。
“她在逃避，不敢和远方的陌生人接触。”曾利芬说。
知道性侵的情况，有没有考虑过报警？
曾利芬的语速突然变得很快：“要怎么处理呢？小孩子是不会去报警的，我们去报的话，有证据吗？如果小孩子不承认呢？你跟小孩子做好了思想工作，这本身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如果事情传出去，一定要把小孩子带离这个区域了，是不是？带到哪里去？村里面没有不透风的墙。人家一个眼神，她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就算是人家用同情的眼神看她，她都会觉得是恶意的。如果我们把小孩子的思想工作做好了，她还这么小，是不是还要长期给她做心理辅导？我想不出来怎么去帮助到他们，我真的没办法帮他们解决，我真的没有能力，因为我没办法把他们接到我身边来。”
困境，困住了农村儿童，也困住了曾利芬和同伴们。
最久的同伴陪了半年
不管是留守儿童或是困境儿童，在曾利芬看来，都或多或少有些心理问题。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曾利芬能明显感觉到，说出自己的境遇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释放”。
“好多小孩子心事很重的。他能跟谁说呢？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根本没有时间听他唠叨这些东西，跟同学说又怕被讲出去。但只要能有一个人倾听，他的心理问题可能就会好很多。”
高密度“接收”这些心事，有时又无计可施的曾利芬，也曾一度陷入抑郁情绪中，不得不停下脚步，通过外出旅游来排解。
但她的一些同伴却没法做到自我调节，最后选择了离开志愿项目。
那时进村都是住在农户家，或者学校、敬老院，哪里有地方住就住哪，吃饭也常是用泡面对付。每次都要一两个月，有时直到换季，才回市区拿一点衣物。作为“志愿者”，除了志愿机构提供的每月一两千的补贴，曾利芬和同伴们再无其他收入。
艰苦的生活、高压的工作和下乡路途的潜在危险，也让一些同伴止于中途。
三年来，曾利芬身边的同伴换了二三十人，坚持最久的一位，陪曾利芬工作了半年。
一开始，同伴高频次的离开也会带给曾利芬情绪波动：“我以前在办公室挺舒服的，凭什么那么累，一天天下来晒成个黑炭？手和脖子全都脱皮了。”她也对同伴的离去表示理解，“没办法强求的”。
曾利芬也想过放弃，直到爱心企业一次性实现4个镇小孩心愿的那一次，她将礼物一件件送回孩子们手中，一次次跟他们一起笑，比孩子们还开心，让她决定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
曾利芬载着满满当当的“心愿”，准备出发。受访者供图
三年来，前后四辆摩托车载着曾利芬在12万余公里的乡村道路上颠簸。风吹雨淋日晒之外，漏油、打滑、零件松动都是常有的事，好在现在农村骑摩托的人也多，推着车走上一个多小时，总能找到维修点，和村干部慢慢熟悉了，一个电话也能及时找到救援。
曾利芬希望，有一辆、两辆、四辆、八辆……更多的“摩托车”加入下乡的走访调查，而外出乡贤也能关注到自己家乡需要帮助的人，村民之间也能互相扶持。
2019年5月27日，民政部联合教育部等10部门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要“提升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服务能力”，“加强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及“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作为“社会力量”的一员，曾利芬用一千多个日夜，穿行在河源市75个乡镇、965座村庄，走访调查了3714户共6000多名儿童。摩托车上的12万多公里，几乎能在相距2000多公里的北京和广州之间跑30个来回，而曾利芬则将这些里程全部留在了河源的山、水和乡村。
对曾利芬来说，这些百千万的数字没有意义，她在意的，是数字背后一个个鲜活的孩子，和他们的生活。
在走访调查完河源市所有的乡镇、村庄后，曾利芬想要有一所学校，将那些失去父母或受过伤害的孩子接过来，“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一样的、是正常的，身和心都能感受到温暖，不期待变成什么社会栋梁，最起码让他们不要那么轻易放弃，让他们能觉得，活着，其实挺好的。”
新京报见习记者 张一川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