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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培增（左）正在给患者看病。（重医附一院供图）
“可以不吃药了。”检查完后，杨培增对患者说道。
“那吃什么啊？”
“吃月饼。”这名患者愣了一下，噗嗤一下笑了：“对！对！吃月饼！”
这是有一年中秋节，杨培增与当天最后一名患者的对话。
重医附一院眼科主任杨培增教授，被誉为“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3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发现并总结出我国葡萄膜炎常见类型、特征和致盲规律，绘制出我国葡萄膜炎的临床谱系，建立了国际上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让中国葡萄膜炎诊治走在国际前列。
让无数葡萄膜炎患者看到希望
8月8日上午，重医附一院眼科506诊室外的过道上满是病人，南腔北调的交流声不绝于耳。
“最近好不好？”诊室内，坐诊的正是杨培增，他说的第一句话就像问候老朋友。
坐在他对面的病人叫林涛，4年前患上葡萄膜炎。“当时，什么都看不见了，仅剩下一点光感，想死的心都有了。”林涛说，自己整个人差点垮掉。
如今，经过治疗，林涛的视力已恢复到0.6。他感激地说：“是杨教授给我带来了光明，他的医术真是不摆了！”
杨培增至今还保留着不少患者写来的感谢信，其中一封是来自甘肃的大学生育硕。3岁患上葡萄膜炎的她在信中写道：“小学四年级时，我的眼睛还是看不清楚。于是，我不愿出门见人，怕生人问我为什么不上学，怕熟人问我是否还看得见路……还好，2010年秋，绝望的我有幸遇到了您。手术后揭开纱布的那一瞬，我不仅清楚地看到爸爸妈妈那爬上额头的皱纹，我还终于见到了您！”
“杨教授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啊！”在采访过程中，很多患者都一再地向记者强调道。
绘制出我国葡萄膜炎临床谱系
“事实上，我和葡萄膜炎已经打了35年交道了。”趁看病间隙，杨培增给记者聊起了葡萄膜炎：葡萄膜是眼球壁的中间层，像紫色葡萄皮，如果这层膜病了，可引起白内障等严重并发症和后遗症，是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眼下，在我国，保守估计有300余万患者。即使是在美国这样医学发达的国家，也大约有230万患者。”
时间回溯到1987年，杨培增在中山医科大学读博士，让人意外的是，这个博士却天天往郊区屠宰场跑。原来，他是奔着屠宰场的牛眼去的。
牛眼在当时是提取视网膜抗原用于研究的必备材料。因为宰牛通常在半夜，杨培增便总是在凌晨两三点蹬着自行车，骑10多里路去买牛眼。
当时国内从事葡萄膜炎临床和研究的人很少，对葡萄膜炎的研究也多只是临床报告，涉及深层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于是，读博期间，杨培增自学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日语，便于阅读多种语言的前沿资料。
一路走来，他带领团队发现和提出了葡萄膜炎发生的理论框架，在免疫层面揭示出葡萄膜炎发生的关键免疫机制，在遗传层面发现与葡萄膜炎相关遗传变异79个（其中VKH综合征相关遗传变异29个，占全世界发现的80.5%）；在临床研究方面，发现并总结出我国葡萄膜炎常见类型、特征和致盲规律，绘制出我国葡萄膜炎的临床谱系，制定了VKH综合征的诊断和分期标准，为制定科学防治策略奠定了基础。杨培增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
建立起国际上最大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
“杨教授，我会不会瞎呀？”门诊室里，总有患者这样焦虑地问杨培增。“会啊，80年后你就瞎了。”杨培增的一句话让患者紧张的情绪顿时放松下来。
“医生有时仅是一个眼神，就能让患者家属在绝望中看到希望；有时是一句话，使患者及家属放下心中悬着的石头；有时是将听诊器用手暖热后再放在患者的胸部，是用手摸一下患者发热的前额，使患者感到温暖和亲切；有时又是一个动作，使心理几乎崩溃的患者和家属得到信心、动力和能量。”今年62岁的杨培增总是向同事及学生强调医德的问题。
在506诊室的旁边，有一个专门用于存放患者档案的房间，里面7排大铁柜存放着数万份资料。这些都是杨培增的宝贝。
原来，杨培增从博士毕业后看的第一个病人起，就养成了写两份病历的习惯——一份给患者，一份自己保管，哪怕一天接诊上百名患者也从不落下1份。正是这样的坚持，让杨培增团队建立起了国际上最大的葡萄膜炎临床数据库、葡萄膜炎患者样本库，重医附一院也成为国际上单一机构患者数量最多、来源最广的葡萄膜炎诊治及研究中心。